——致粱燕城先生的公开信
刘淇昆
粱先生：
友人给我寄来了您的大作“余杰应学尊重他人的不同”。拜读大作，首先令我惊异不止的是您文字水平的低劣。整篇文章充斥半通不通、词不达意、甚至近于荒谬的语句，令人不忍卒读。下面是从大作中摘引的一些字句。
–凭空伪作一些罪状为其戴帽
–第四是监督腐败在加强民意上达的机制
–只投靠世界最强大政、经、军权的美国
–由于在农村与民工的实践中
–文化更新扶贫的三个地区（广西、云南与上海民工）
–在布什时期与美国国会议员与法务部长会面对论
–以杀人到自己被打死为自命英雄的方式
–做事的责任伦理精神
–就不会迫出这事件
–为此我放弃了海外空言大志的指责
–到贵会所饮食及打高尔夫（将昂贵的会所说成”贵会所”）
–尽一切知识和能力去使中国在体制与文化改革上得以更合理性
–内容是一种对他人生活生命的感通
–这是犯了不相干的谬误
–在海外有巨大存款
这些不伦不类的语句对阅读者简直是精神折磨。
或许有人替您辩解：先生是香港人，操粤语，因此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颇不一致。但能否写出通顺、没有语病的中文，正是一个香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重要标志。而且上述例证都不是在粤语方言影响之下出现的谬误（受方言影响的半通不通、别别扭扭的语句实际上充斥全篇），而是文理不通到近乎荒谬。先生在文章中贬斥余杰“缺乏学术训练”，可先生缺乏的不仅仅是学术训练，而且是基本的文字训练。这样的文字居然还敢拿出来发表，居然还顶着博士、大学教授的头衔，脸皮是需要相当厚度的。对先生进一忠言：若再写文章，发表之前请个中学语文老师看一看，顺顺句子。忠言逆耳，听不听悉听尊便。
粱先生的文章有“懒婆娘裹脚布”的长度和气味，有不合起码逻辑的荒谬，有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厚颜。如此“满纸荒唐言”，本来是不值一理、不屑一顾的。但因为您的文章提到了我，而且文章用一个章节再次恶毒诬蔑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而这正是我前些日子在大厅广众之中怒斥您的原因，故此写这封公开信作为回应。
在讨论您对藏人的恶毒诬蔑之前，先简单谈谈我阅读大作的几点感受。对文字的感受已如前述，这里是就文章的内容而言。
首先，文章中一些逻辑上的荒谬着实令我吃惊。您在文章的结束语中讲：“对于他人的辱骂、逼迫、毁谤，要看骂的是什么人，如果是品格高尚、道德美善的人，我会深切反省与悔改，若骂人者是无诚信的……”。请问先生，一个“品格高尚、道德美善的人”，会对他人“辱骂、逼迫、毁谤”吗？或者反过来说，“辱骂、逼迫、毁谤”他人的人，会是“品格高尚、道德美善的人”吗？先生的逻辑何在?
先生在文章中宣称：“我的座右铭是‘爱是恒久的忍耐’”。这同样是逻辑的混乱、情理的荒谬。爱是感情的愉悦、心灵的融合、甜蜜的享受。先生的爱却是忍耐，而且要恒久忍耐。请问，先生爱的对象为何如此冷酷无情、如此不通人性，令先生痛苦地恒久忍耐下去?
先生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国家的敌视、对民主制度肆意诬蔑的勇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先生断言：美国“官员或议员”是“屠夫”；美国在伊拉克“使103万人因战乱而死”；“美国监听全球人民私隐”；美国“需要一些外来文人帮闲”；“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和中国今日社会情况都差不多，官员贪腐、社会不公”；香港“经过同样的处境，如腐败、贫富悬殊、公权滥用及冤假错案等”。在先生笔下，美国是如此可恶，西方民主制度竟这样不堪。
粱先生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在吹捧中共时和诋毁西方时一样，表现得勇气十足。篇幅所限，仅举两例。先生宣称：“在中国，人在网上乱骂，政府都不会与你辩驳”。任何对中国情况有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姑且不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严密的封锁、监控，庞大的网路警察部队和“五毛”，在网上因言获罪的人难道还少吗？北师大女生“不锈钢老鼠”对中国的现状略有微言，就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赵连海在网上仅仅试图帮助毒奶粉的受害儿童和家长讨还公道，就被逮捕判刑。粱先生作为政协委员还告诉我们，大陆如何言论自由，中共如何虚怀纳谏：“在政协的小组讨论中，大家都大胆提尖锐观点……观点远比余杰的文章尖锐和深入”。众所周知，余杰以尖锐抨击、彻底否定中共独裁专制的文章闻名中外，并有专著揭露中共党魁温家宝、胡锦涛。用粱先生的话说：余杰“跑到海外，天天为文痛骂”，“操言论之刀伤害中国”。现在粱先生又告诉我们，政协委员们开会时提出的观点比余杰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比余杰的文章尖锐和深入”。先生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对中共漫无边际的吹捧，除了证明先生不知廉耻为何物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能证明什么。
粱先生在文章中的自吹自擂、自我标榜同样令人咋舌。只是牛皮吹得太大，难免有吹破的地方。先生声称，您的“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中国资助了9000人，“很多都是供养到大学毕业”。先生可知道，在中国供养一个人到大学毕业，哪怕只从大学入学开始，需要多少钱吗？假定“研究中心”只供养了九千人中的一半到大学毕业，即使只从大学入学开始，按保守的估计每人需要五万元，总金额即为两亿两千五百万。请问，您的所谓“研究中心”向中国捐赠了多少钱，您敢透露具体数字吗？先生本人和太太、子女都是吃“研究中心”这碗饭的；您们从募来的善款中拿走了多少钱酬劳自己，您敢说出真实的数字吗？您的所谓“研究中心”什么时候公布过账目？
粱先生在文章中的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甚至到了荒乎其唐的地步。一个罪恶滔天的独裁政权的帮闲兼帮凶，竟然把自己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天主教的圣人德兰修女相提并论。尤其可笑的是，先生吹牛吹得忘乎所以，甚至把中共政权都当作垫脚石了。先生声称：“其实我进中国已抱为主而死之心，不论如何受苦受辱”。真是奇哉怪也。先生自1993年起“回中国服事”，作慈善事业，怎么会受苦受辱，何以要抱赴死的决心？中国大陆是那么黑暗恐怖吗？中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连回国报效的慈善机构人士都要杀害吗？先生吹牛是吹痛快了，但把中共置于何地？
粱先生文章中最令人愤慨、令人不齿的，是继续恶毒诬蔑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在剖析这种“冷血而毫无人性”（借用先生语）的诬蔑之前，先来看看先生令人齿冷的逻辑错误。在“论消极恐怖主义”的第4段，先生讲：“任何宗教都爱惜生命，不会鼓励人自杀”。但在第7段先生又说：“反对政客利用宗教，鼓吹自杀”。您这不是自煽耳光吗？既然“任何宗教都爱惜生命，不会鼓励人自杀”，政客怎么能够“利用宗教，鼓吹自杀”呢？在一个简单的论述之中如此前后矛盾，先生自诩的“学术训练”值几个钱？
在清洗粱先生泼在苦难深重的藏民族、悲惨绝望的自焚者身上的脏水之前，先为我自己澄清一下。先生断言：“刘淇昆和余杰……参与煽动藏民自杀”，“歌颂自焚”，希望“更多人自焚，去证明中共残暴”，“他们绝不珍借这些人的生命”。请问先生，您提出这些指责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吗？您能具体指出余杰先生或我的任何言论、行动，哪怕只是片言只字来支持您的指控吗？您在文章一开始说余杰：“用凭空捏造的材料，去罗织他人的罪状，建立一稻草人……凭空伪作一些罪状为其戴帽，而后将稻草人打倒”。这不正是您自己使用的伎俩吗？这种凭空捏造、信口诬陷，除了证明您手段的卑劣下作、您自我标榜的诚信的虚伪，还能证明什么？
近年来，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藏民族已经有110多人自焚。自焚者以年轻人为主，包括十几岁的少女。自焚是极其惨烈、痛苦的自杀方式；为什么一个接一个藏人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中共统治西藏半个世纪，藏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且这种苦难似乎看不到尽头，藏人深感痛苦、绝望。在中共暴政之下，共有一百二十万藏人死于屠杀、迫害和饥饿，超过全藏人口的六分之一。分类统计如下：16万人被处死，17万人死于监狱，10万人被逼自杀或批斗致死，34万人死于饥饿，藏民起义而死于战场43万人。这种死亡比例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极其罕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中共支持的柬埔寨共产党对人民的大屠杀。
再看一个具体的事例。中共西藏军区的文件透露，在1959年的所谓“平乱”中，八万七千名藏民被军队打死。根据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的统计，1959年全藏10-15%的藏民被关进监狱，其后40%死于狱中。为什么藏人被监毙的比例如此之高？据一位原在西藏作公安人员的汉人讲：“在西藏，警方的酷刑种类有三十三种之多”。据藏民描述，中共狱警不仅使用电棍、枪托、铁棍和拳打脚踢，还使用烟头烧、放狗咬、向尼姑阴道捅警棍等残忍方式逼供。炼狱之中，生存何易。
中共政权对藏传佛教的摧残也是亘古未闻的。对信仰虔诚的藏人，这种对精神的折磨、对心灵的摧残胜于对肉体的酷刑。班禅副委员长1962年（远在“文革”之前）在给中央的《七万言书》里谈到藏传佛教遭遇的浩劫：“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环”，“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於制鞋原料等……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变成了黑地方等而哀号”（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
“文革”中，黑地方变得更加暗无天日。据统计，到1979年，西藏境内的6259座寺庙被破坏到只剩下8座。原有的59万僧侣，11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迫还俗。班禅副委员长1988年在北京回顾说：“凡西藏人居住区百分之百的寺庙遭到破坏，幸存的七、八座，没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暴君毛泽东1976年结束了他罪恶滔天的一生，但中共的暴政并未因此结束，西藏这块“黑地方”依然暗无天日。由于篇幅所限，藏族人民遭受的其它苦难，诸如经济掠夺、环境破坏、文化摧毁略去不谈了，这里只谈宗教迫害。在西藏，所有寺庙和僧侣的领导者不是达赖喇嘛和众多活佛，而是中共统战部、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和各级中共官吏。公安、武警常年驻守重要寺庙，等于把刀架在僧人的脖子上。《出家僧侣规定》要求所有僧侣：“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入寺后，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就是说，僧人入寺后不是要研习佛教精义，而是要认清佛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以从根本上动摇其信仰。
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仰和崇拜是藏传佛教的灵魂，恰如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信奉。只是余意以为，藏民对达赖喇嘛的信仰更虔诚、更热烈。古往今来，除了藏人，可曾有任何一种宗教的信众用漫长的时间，千里迢迢一步一叩拜，直拜到教主的居所？但是中共严禁藏人对达赖喇嘛进行任何形式的纪念、崇拜；常年累月以最恶毒的语言诬蔑、诽谤藏人心中的尊神。当局甚至强迫民众和僧侣对达赖喇嘛进行“大批判”，与他“划清界线”。就在不久前，藏区有人公开怀念达赖喇嘛，当局悍然开枪镇压。举目中外，宗教迫害，莫此为甚。
粱先生断言：藏人自焚者都是被人“利用和煽动”，“绝不是因受压迫”，“不再是个人被迫害的行动”。请问，您有什么根据这样说？粱先生对110多位自焚者的个人经历有丝毫的了解吗？您怎么知道他们（或他们的亲人）没有受过压迫、残害，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还是其它方面的？中共对藏区的宗教压迫，难道不是对全民的压迫，宗教迫害，难道不是对全民的迫害？粱先生自称是基督徒，或许您不难想象，如果基督徒不仅不能崇拜主耶稣，不仅终年累月要听当局恶毒诽谤主耶稣，而且被强迫批判他们心中的尊神，他们会伤心绝望到何等地步！仅此一条，如果有虔诚的信徒痛不欲生，用自焚表示悲愤和抗议，人们会觉得奇怪吗？
粱先生为诬蔑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肆意歪曲。尽人皆知，恐怖主义是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去杀害无辜的平民百姓（因为这种杀戮最难以防范），以期达到某种政治或宗教目的。而自焚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伤及他人一根汗毛，这与恐怖主义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先生为了给藏人自焚强加罪名，竟然说：“杀自己也是杀人罪”。呜乎，自杀不仅是罪，而且是重罪——杀人罪，于是乎藏人自焚成了恐怖主义。先生如此血口喷人，给藏人罗织罪名，怪不得“在海外四千万华人中，中国每年委任四十人”，先生得以脱颖而出，戴上了政协委员的桂冠。
藏人自焚是由于在中共暴虐统治下对前途的绝望，是由于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被当局无情地践踏，是由于他们的尊神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半个世纪，不能返回故土，是由于达赖尊者长期倡导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及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得不到当局任何善意的回应，也由于在中共欺骗、蒙蔽下的13亿中国人和在中共利益收买下的外国政要，对藏人悲惨处境的麻木不仁，甚至为虎作伥。这些悲惨、绝望的自焚者在烈火烧身、剧痛煎熬的时刻，或许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自己惨烈的牺牲能唤起世人对藏民族命运的关注，能唤醒中共的一点良知。
达赖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对藏人自焚的态度一向是明确的。我亲自见证过达赖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对藏人自焚的回应。他们极端痛惜这些人的惨烈牺牲，尽力说服、制止这种自杀行为。当然，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公开谴责这些因绝望而自焚的藏人，但是他们在努力制止这种无谓的牺牲。粱先生一口咬定藏人自焚者是被达赖、“藏独”利用和煽动，但是先生没有拿出半点证据，哪怕是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先生在诬指“藏独”“2008年发动西藏暴动”时，还多少引用了一些外国报刊的报道作为佐证；而对您的中心论点，藏人自焚是被人利用和煽动，证据却付诸阙如。这与先生指控余杰和我“参与煽动藏民自杀”，“歌颂自焚”如出一辙：凭空捏造、信口诬蔑而已。
粱先生或许觉得，直指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未免太离谱、太荒唐，也难以迷惑不明真相的大陆民众，故而在恐怖主义之前加了一个形容词：“消极的”。据先生解释，“积极的恐怖主义”与“消极的恐怖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杀很多无辜的人”，后者“杀自己”。把滥杀无辜与绝望自杀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的行为统统归为恐怖主义，就如同把流氓对妇女的淫辱和夫妇之间的性爱统统称为强奸一样：前者是积极强奸，后者是消极强奸。粱先生如此费尽心机地为中共政权张目，如此荒谬绝伦地诬陷苦难深重的藏民族，把先生对余杰和我的评语回赠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丧尽天良，毫无人性”！
201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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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梁燕城
余杰的书和文章我读过一些，其中一本还放在床头，偶会翻阅，书中可体会到他那种激情和正义感，深信他有某种真诚，对他遭遇困境而出国，我在北美的电台评论中也表示过同情。但研究他看中国及世界的解释方式，觉得缺乏了基本理性及学术训练，而且常滥用未经证实的材料。在文章中见他对其他人的毫不宽容体谅，对异见者的残酷攻击，及其自以为义的风格，使我对他保持距离。
过去我敬重他有自己选择的道路，只是不明他既强调民主，为何要绝对地否定他人的不同选择，以自己代表正义，不同自己路的就代表邪恶。这是缺乏民主素养，倾向独裁的性格。今见他写的文章《为暴政背书的基督徒学者梁燕城》，确证我这判断没错，他的是如此缺乏学术训练而心态独裁。
然而使人觉得可怕的，是他用凭空捏造的材料，去罗织他人的罪状，建立一稻草人，名字用了他要攻击的对象，凭空伪作一些罪状为其戴帽，而后将稻草人打倒。这种无限上纲的手法，令人惊惧地想起，中国40多年前文革斗争的噩梦，竟由一位活着的人充分体现，真是历史可怕的重演。
我仍谅解余杰过去受过很多伤害，所以喜欢伤人，这就像中华民族，百多年被欺凌与内斗所伤，只有用无条件的爱可以医治。我期盼余杰宣称接受基督教后，多深入体会基督那完全宽恕与仁爱的灵性生命，而不是滥用公义之名去审判他人。
我有不同选择的自由
我选择投身到中国工作已差不多20年，跑过广西与云南的十一个贫困县，也在城市农民工中做过6年协助民工子女进职业大学的事工，我和义工们接触过数千计的弱势人士及少数民族，也在多所大学有和知识分子对话与讲学。对一些人批判的中国困境，我有相当体会，不同之处是我直接从草根大众中作现场的了解，余杰只从报纸读得。作为海外华人的知识分子，也十分痛切思考中国面临的多种困境，如何有出路，人民如何可以活得幸福与尊严。知识分子大概可有三条路选择：
1.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政权，全盘开始新的体制。这条路目前没有人走，也未有足够理由到要用暴力推翻政府，因为今日的中国人生活，与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有很多改进。在过程中虽有很多未达公义之处，但始终在改进，不须推动千万人流血的革命。
2.跑到海外，天天为文痛骂。这是余杰的道路，也是我年青时的做法，但年纪日渐长大，明白在海外口诛笔伐，只能发泄情绪，得到外国政府及海外一些人赞赏为有正气，但不能真正帮助中国改进，也对有困苦的同胞毫无帮助。中国体制的改进，必须在中国内提可实行的建议，而不是在外国叫些大而无实质内容的口号。故我已放弃了这条路，但仍尊重他人这样做。
3.我选择了另一条路，走入中国的大地之中，了解困苦哀哭的人之需要，做弱势者的仆人，尽能力去服事贫困人民，以我们有限的能力，对农村的留守儿童及城市农民工子女加以关怀爱护，并筹款协助其完成教育。我在加拿大建立的慈善与文化组织“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资助了超过6000人次的学生受教育，美国分会资助了近2000人次，香港资助了约900人次，很多都是供养到大学毕业。义工团队对每个人都认识，从少就探望、关怀、拥抱他们，大学毕业后仍有联络和关心，他们因感受过爱，故长大后也主动去关爱其他的人。这是我们最低限度可以为中国人民做的实事。不论中国有无体制上的改变，我们起码以有限的能力实际对的9000人次的弱势者施以援手，使其一生有较好的机会与前途。
在这段时间，我亦在多所大学义务讲学交流，与最高思想领袖对话，包括王元化、李慎之、庞朴、袁伟时及在海外的刘再复、李泽厚等。与知识分子们交往，一方面分享仁爱的价值，一方面从他们的知识视角看中国。
由于在农村与民工的实践中，我们学习“与哀哭的人同哭”，了解民间疾苦的真正所在，又从知识分子对话中明白中国体制的问题，故前后写过多个中国体制改革的建议书交政府，最早我们在1997开始推动过廉政文化，筹得海外有心人士的资助，也得加拿大政府支持，邀请中国上海相关官员到加拿大了解西方法治与审计制度，且中加法律专家也就人权改进作多方探讨，后来中国对审计制度上有了推进，也与加拿大继续作人权对谈。
又在胡锦涛2005年来加拿大时，写了几个建议书，其中包括提议帮助弱势群体，有四大建议，第一建议详细提出九年免费教育及各方助学的可能性，再提弱势者各方需要，总结的提纲有三，原文如下：
“1)在最基本生存条件上提供社会安全保障
2)提供可能发展的机会，特别是给弱势群体下一代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3)建立清廉政府”
第二建议是提议建立医疗上的社会安全保障的机制，第三是建立心理辅导及社会工作机制，第四是监督腐败在加强民意上达的机制。
这四大建议均是我从民间理解当时中国的核心课题，政府亦正在这些问题上改革，后来情况大都有改进，包括2007年实施农村九年免费教育，2006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2007年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同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心理辅导与社工也在各大学展开，培训这方面人才，监督腐败上也要求所有官员申报财产，虽然腐败仍未根除，虽然腐败仍未根除，但在审计与监督上已有了改进。
此外，我也另提对新时代共产党改革的建议，总结提纲原文如下：
“新时代的共产党精神价值，可归为四大范畴：
1).公义──建立公义公平，关顾百姓的党
2).和谐──建立以和谐关系为本的家庭、小区、社会、国家、形成人与人的感通，及有文化的深度自由。
3).责任──建立和谐民主的责任政府，及做事的责任伦理精神。
4).人文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人文精神，包容尊重，贯通一切精神文明价值，建立和平的文明对话，及文明并存互重的世界。”
2008年底和中央研究宗教的智囊就家庭教会问题对话，知道政府正检讨对家庭教会的政策，可能有新的较温和方向，我马上写了一个建议书，解释家庭教会不是政治上反中国的，“家庭教会和三自的争论，核心是神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特别是因三自领袖丁光训的神学不符合核心信仰所形成，最好的方法是考虑多元的体制，容许各家庭教会独立登记，“建多元的教会，并使各教会组织能建立多元和谐的关系。”据知这观点是得到注意和考虑的。
不久后北京守望教会事件发生，此时我上另一建议书，解释守望教会不肯加入三自的原因，在“依基督新教原则，信徒有相通的宗教体验，但却没有统一的权力系统，…只有信仰思想的合一，却无行政的合一，其各种联会都是松散的结构，这是新教组织的本质。…不可能在行政上统一。”故守望教会不是政治上的敌对，却是对教会性质的坚持。官员若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迫出这事件。
2010年中国政府就“十二五”计划征询意见，我见当时社会不平带来的不公义处境，如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强征农地，或一些官员滥用权力，形成很多民怨，于是写了建议，提出在全国县城设立“社会和谐办公室”，由中央特派保民官，成为驻地方的信访与反贪部门，与地方官不得连系，使人民可直接反映。稍后又上书提出对全国公安与城管人员作公民权利教育，发一人权小册，在各区公检法系统教育相关执法人员，尊重平民权利。
前后写了多个建议书，就各种体制改革问题提建议，包括如何在中国处境下改善人权及建立民主体制，主张全国人大与政协有三分一由人民直选而出。这是作为知识分子，在亲身体会过人民的困苦，理解问题所在，对中国面临的困境向政府提出建议改善之道，中国政府当然没有马上全部接受建议，但我们已尽了应尽的责任去反映。我发觉中国政府对善意的批评是聆听的，一位官员曾对我说：“你所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你的建议都很好，能做的我们都会做，有些目前未能做，等些日子，将来是可能改进的。”中国在发展中当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令人心痛，但我选择不在海外公开痛骂，却在内部向中国反映，寻求从根本体制上改善之道。
我选择这条路与余杰显然不同，我没有留在外国摇着二郎腿痛骂，找机会见外国权贵和传媒，操言论之刀伤害中国。却在国内做实事，用十多年上山下乡，与哀哭的人同哭，也向政府提建议改善制度上的缺失，若有体制改善而建立公义，就能解除困苦者的捆绑，若建议无作用，也尽了做中国人的责任。过去我没有公开过这些建议，免得自夸，只是默默无闻地做。但因余杰指责我的道路，才首次公开，二十年是在为中华民族前途奋斗，不是来中国享受的。
中国官员有开明的，有保守的，政策也总有反复，不过永是走两步退一步，总是在改进。我的座右铭是“爱是恒久的忍耐”，及“我来是服事人，不是受人服事”，见到中国仍有不足，以忍耐的心去最前线服事，不愿高高在上指责，却低低在下服事。其实我进中国已抱为主而死之心，不论如何受苦受辱，我仍是以恒久忍耐爱他们。只有预备牺牲的爱才会带来中国百年创伤的医治，带来人心在价值观上的改进，通过无条件的爱，中华民族可在创伤中得医治，重新站立去建造更美好的前途。
这道路要付代价，一是放弃外国的舒适生活，及当时香港一个机构的高薪聘请，二是要应付中国远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处境，三是必然受到国内左派及国外反共派的围攻。
但我已确定，这条路是上帝的使命，故义无反顾地付出二十年在中国服事人民，选择这路是我的自由决定，是为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前途的道德抉择，付上了我的下半生。我对自己的使命是很清醒的，也绝对独立，多年来我做的每一重大决定，都是等待神的带领，完全脱离政治上的统战或民运的怨恨心。
我期望余杰到了美国，就应学习美国文化精神，一是对不同人的选择有所尊重，二是任何人都有人权和尊严，不得因不同观点而加以侮辱和歧视，三是批判须基于证据，而不是靠道听途说。在中国，人在网上乱骂，政府都不会与你辩驳，但在美国，讲说话就要负责任。
从余杰的扭曲看其诚信
余杰在《暴文》为了建立我的罪状，扭曲很多事实，讲假话就像讲事实一样，使人对他的诚信甚有怀疑，分述如下：
1.余杰文章充满假话，他说听到我炫耀“被四川大学邀请去办一个宗教研究所，有数百万研究经费，还得到一套宽敞的房子。当时，我（余杰）心里就想，难道你就值这么一点钱吗？”真是天大笑话，2006年我被四川大学聘为985工程海外客座教授，教基督教思想，一年最少须一个月教学，该年薪酬是一万元多一点，余杰夸大为数百万研究经费，天啊！稍懂中国现实的人，都知中国从不会用数百万支持基督教研究，余杰来自中国，连这现实都不知，令人奇怪。还有所谓“得到一套宽敞的房子”，更是荒唐，川大在一些没人住的50至60年代残旧宿舍中，留些单位为985教授住处，我住一个月须交月租500元加水电费，500元能租甚么宽敞房子？一切可查四川大学985工程项目即知。
余杰通过杜撰是我讲的话，暗示我被中国以百万元及豪华住宅所收买，证明是“选择了一条博取荣华富贵的终南快捷方式”，这种无限上纲的手法，想罗织他人罪名，加以斗争，使人想起文革红卫兵陷人以罪的刽子手方式，他正表现了自己所谓“与刽子手同拿刀”的人格，凭空捏造罪状后把人插死。
2.余杰说：“圣经中说，基督徒当“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他在不同场合都引过这段圣经，我可能圣经不熟，找不到出自何书何章何节，还请余先生指正。若找不到，恐怕是凭空捏造圣经，以达诬告人及自以为义之目的。其实圣经是带给人生命的改造，重生得救及无条件爱他人之道，而不是拿来批判他人，建立自以为义的根据。
3.我所知的类似圣经经文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12:15）内容是一种对他人生活生命的感通，对哀哭者的关怀，不是用来满足人自命英雄的口号。这节圣经之前一节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罗12:14）保罗在教会受逼迫时如此说，是基督徒的真正属灵生命，2012年中国家庭教会五大系统（代表数千万人）共同到香港聚会，向国内外一万五千信徒宣布祝福中国，饶恕过去一切，这是真基督徒生命的流露，并无充满仇恨与咒诅的语句。家庭教会忠心仆人林献羔曾为信仰坐牢，却从没有咒诅政府，他公开提到连六四也不参加。余杰常自称是基督徒，但从他的言行及诚信，我期望他好好研读过圣经，也经历这些信徒们所领受的圣灵在生命中之洁净和改造。家庭教会千千万万人，没有他的名气，但对圣经和信仰却有远为深度领悟。
4.余杰另一假话，是说“有一位中国的传道人愤怒地指责说：“我曾听过梁大牧师的传道，对他吹捧中共统治下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表示愤慨，我问他：你在传道时是不是有官方的人陪同？他说有，是宗教事务委员会的。”真是错谬至极的“听过”，第一，我从来都不是牧师，多年都只是在教会活跃的平信徒，所谓“梁大牧师”是我从未有过的头衔，第二我从来没有在中国三自教会传过道，更从未被宗教事务委员的人陪同讲道，因我二十年来，都无主动与三自教会接触，那又怎会去“传道”及“有宗教事务委员会陪同”。没在教会传道，又怎会“吹捧中共统治下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我在中国的演讲大多在大学，只有教授陪同，也在贫困农村与学生分享信心与爱心的价值，一般由慈善总会的工作人陪同，近期有些农村义务英语教育，都由当地老师负责，我们与官方连一顿饭都不用吃。我想这位所谓中国的传道人是余杰凭空杜撰作出来，若真有其人，则必是被政治冲昏头脑的胡涂人，连我讲甚么都弄错了。
5.余杰又一奇怪观点是认为“梁燕城堕落的轨迹清清楚楚，梁燕城的变脸几乎跟翻书一样快。….对于自己亲手写下（有关六四）的铿锵有力、义正词严的文字，梁燕城一定后悔不已——谁能想到共产党居然起死回生、大国崛起呢？”有关我当年的六四的言论，我从无后悔，正是六四带来的冲击，使我反省到这冲突来自历史文化的痼疾，中国必须建造能面对后现代世界的精神文化，才能使六四这类悲剧不再发生。同时明白任何激烈对抗与海外咒诅不能帮助中国人民，只有以无条件的爱心，参与到中国改革发展中，尽一切知识和能力去使中国在体制与文化改革上得以更合理性，使社会公义和人格尊严更有根基，才能避免同样悲痛事件不再出现。为此我放弃了海外空言大志的指责，付上20年的努力，真正投身中国，期间我们坚持不做生意赚钱，不在经济大发展中得益，只关注社会困苦、文化重建及体制改革。
20年来，我们对中国的理想，并非全部实现，但亲眼见到中国贫困地区的迅速改变，人民生活改进，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资助的同学，大学毕业后都改变了命运，人生充满了爱心与希望，这是我所亲见的真实百姓生活。至于各种因社会不平带来的不公义处境，我都很清楚。但我坚持一点，在内部多次提出改革之建议，在海外的批评分析都是客观有据，不作谩骂。虽然不是每个建议都有成果，但是尽了海外中国人的责任。这期间我在加拿大也见过总理与部长，上过国会，但与余杰不同，我没有为了得西方赞赏而痛责中国，却纯是为两地得互相了解而努力。
1993年建立文化更新，选择回中国服事，那时中国仍是贫穷和受西方制裁，我确是不知中国将来会崛起，正是因见中国的困苦落后，我们才回国参与，并预备了与中国人一同受苦的心。或许中国会在危机中崩溃，或许变回过去的落后和专断，我仍会用圣经“爱是恒久的忍耐”的心，尽一切努力去把仁爱留在这大地，也以有限筹得的资源去帮助一些人。我完全没预计中国竟会发展大大成功，我亲身经历这段崛起的历史，庆幸自己没有因仇恨而远离中国，却因基督的爱，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与中国人民在一起。
我们建立的机构每年都要艰苦筹款，又要应付政治，应付国内左派告发及海外反共派的侮辱攻击，还上书中央反映民意，更不断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年筹的捐款并不多，但为中国人做了很多事，每走一步都充满血泪艰辛，才被委任为政协，绝不是“变脸几乎跟翻书一样快”，而是有二十年了。这些日子文化更新扶贫的三个地区（广西、云南与上海民工），均有大批义工努力，使约9000人次贫困学生得资助，支持了几间大学多个有关宗教对话的学术会议及中西文化的研究项目，向政府上过约三十个改革建议书，涉及教育、医疗、民主、人权及宗教自由，这大概就是余杰所谓“堕落的轨迹”。
很奇怪，以民主人权制度为主的加拿大政府，却研究过这“堕落的轨迹”，在2012年我参加政协之后六个多月，加拿大颁发了英女皇钻石禧年勋章给我，主因是我二十年以加国公民身份投身中国，是加拿大对世界的贡献。加拿大授勋很多，但不会随便，而是详细调查过我个人的背景、行动及财务状况（例如有无突然的大量收入，或买很名贵的东西，或在海外有巨大存款），也审计我们建立的免税机构，收入和捐出是否数目清楚。证实了我们的正直性，也不是中共的代言人，才能得这荣誉。想不到余杰所谓的“堕落的轨迹”，竟是民主政府认为是应得到荣誉的过程。
6.余杰另一叫人大笑的话是说：“梁燕城却置圣经教导于不顾，选择了一条博取荣华富贵的终南快捷方式。”我不太明白何谓“终南快捷方式”？不过如果我有荣华富贵，应有很豪华的生活方式，到贵会所饮食及打高尔夫，出入有司机驾名贵车接送，常坐头等飞机到巴黎吃晚钣。不知我在香港连汽车都没有，出入小巴大巴地铁，坐飞机必是经济票（幸运时偶得升等商务位），如无人请客，我都在茶餐厅及快餐店吃饭。加拿大买的都是二手车，房屋是母亲支持所买。这是荣华富贵的生活？
文化更新是一慈善与文化机构，我只拿远低于我资历的薪酬。我从未在中国做生意赚钱，我一家人名下没有任何公司，曾有额外收入是川大985工程三年客座教授每年一万元。其他大学客座教授全是义务，政协工作全是义务，交通费自付，政协中认识一些海外企业家都无利益往还，也无捐助。余杰想当然地以为政协或客座教援是致富之途，对中国的现实似毫无认识。
这二十年我生活比当教授时简朴，一家都因这理想而付出，这就是余杰所谓“选择了一条博取荣华富贵的终南快捷方式。”
7.最扭曲的是余杰说：“没有悔过书，政协委员的证书岂能轻松到手。那么，梁燕城是如何在北京当局面前“忏悔”的呢？共产党一向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梁燕城“浪子回头”的“最佳表现”就是，辱骂自焚的藏人为“消极恐怖主义”。这份厚礼，北京当然笑纳之。”余杰真的对中国无知至极，他可以做一实验，自己写个悔过书给北京，看看是否“政协委员的证书轻松到手”。恐怕是余杰由自己经验看，只须写些骂中国的文章，空讲民主人权，不须有实质建树，就可轻松得见美国总统，得到国会听证会接受议员鼓掌，得传媒吹为民主英雄，得美国恩赐舒适生活及各种基金会和大学资助。以为在中国亦一样，写些讨好中国文章，做些自我批评，就得委任政协，真是幼稚的推论。
我们来自香港的海外华人，大都在六四批评过中国，只要没有建立组织（如支联会），进入中国从不须写悔过书，也没有黑名单，更不须在北京当局面前作忏悔。创作这“悔过论”真是随意想象。中国政府对我们这些人，听其言，观其行而已。我们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回国贡献，到中国富裕时，仍坚持到贫困地区工作，又资助文化学术发展，更提交改善农村、教育、医疗与社会不平的建议，当然政府是在观察的。
在海外四千万华人中，中国每年委任四十人，要求很高标准，主要是看其在海内外有无长期贡献的成就，看其对中国有无真实正直与理性的建议与建树，更要看其多年的基本品格，一生中有无丑闻、贪腐、婚外淫乱，接受外国收买等。
政协的工作是要对政府有批评和建议，中国现政府面临很多发展中的难题，需要人给正直意见，中国需要很多人帮忙建国，对歌功颂德的帮闲者并不欣赏（相反，美国不需要人帮忙，却需要一些外来文人帮闲）。在政协的小组讨论中，大家都大胆提尖锐观点，我的小组就有人直接提有关六四的建议，并不忌讳。我仔细阅读政协的很多提案，涉及农村不平等，城市民工无出路，环保不落实，地方官员乱卖地，人民信访不被尊重，官员贪腐无监督，宣传雷峰太神话化等。观点远比余杰的文章尖锐和深入，只是没有侮辱性与仇恨语句，却是提出落实可行的体制改革建议。2004年海外一位政协代表曾指出，大会开幕不应由已退下的江泽民带头行出，这意见即被接受，闭幕礼改由胡锦涛行头了。
与美国不一样，海外政协委员全部自费，没有薪酬及资助，也没有和最高领导握手，所谓副部级礼遇只有两次，是在到京下飞机及离京上机那一刻，有专车接送。其中如果做生意的人，或许可以用这身份得到方便，如果只是学者，是毫无利益的。
其实政协是一个虚衔，但却可把意见直达中央，一方面以后有关改善贫困及改进人权的建议，可有最好渠道交政府，另一方面可在宗教问题上提意见，使政府明白信仰对中国重建社会和谐与道德价值是正面的。一切所做是为了中华民族文化更美好的前途，为了国内教会得正常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尽的一点责任。
8.余杰另一奇论，是提到我今日是与屠夫欢宴，这“屠夫”当然是指中国政府了，按他想法，任何与中国政府交往的，和中国官员吃过饭的人，都是“与屠夫欢宴”了。按这逻辑，最近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会面，一起吃饭，之前布殊、克林顿等都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及吃饭，是与屠夫欢宴了吗？余杰有啍一声吗？
而美国攻打伊拉克，据英国有公信力的ORB（Opinion Research Business）民调机构2007年调查统计，直接和间接死亡的人有103万，独裁政权萨达姆杀的人大概有几千人吧！美国为“正义”推翻独裁者，却使103万人因战乱而死，且也无建立真民主。不知余杰见美国总统握手时，有无想过因这手的抉择而家破人亡者之血泪呢？在与官员或议员吃饭时，有无想到是与屠夫欢宴呢？有无为伊拉克及阿富汗人说过话呢？有无告诉美国政府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呢？有无批评美国监听全球人民私隐呢？事后有无向美国政府写过建议去改变战争处境、或批判日本的不道德、或为斯诺登说话呢？
我也参加过克林顿总统的早餐会，并在布什时期与美国国会议员与法务部长会面对论，就按良心提出过战争与日本的相关问题，把南京大屠杀及参拜靖国神社的材料交他们，法务部长就说以前不知道，要告知总统，不久后美国表示不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也见过加拿大两任总理及不同部长，但从不谄媚，也不视为光荣，却向其直言加国政策的不足及改善之道。这与余杰见美总统的兴高彩烈不同，我不会在文章自夸这些会面。
9.最后余杰引一位叫Peter Koo的观点，提到潘霍华，似乎想将希特拉的纳綷德国模拟为中国，这是犯了不相干的谬误。潘霍华要参与行刺希特拉，是基于他的处境伦理学，伦理上杀人是不对的，但杀一残杀他人的独夫是合乎道德的，为此他付上代价。我最佩服是他1939年离开美国回德国时，写信给尼布尔说：“我要在我们民族历史时最艰难时期，与德国人民共同渡过。”他在最凶险时选择回自己祖国，所以我也是在1993年筹划建立机构，在我们民族历史最艰难时回中国，希望能讲正直的话，没想到中国却走上温和改革而又成功的路。
潘霍华当然是伟大，然而利用潘霍华指责他人的观点若要成立，第一须论证中国与纳綷德国完全一样，如发动战争及屠杀600万犹太人，若主张中国近三十年同样屠杀百万计的人，并且发动侵略战争，须提出可靠证据。否则就是两者不相干，用错误的模拟，建立诡辩。第二，Peter Koo与余杰若采取以上立场，又以潘霍华为榜样，理应学习他，从外国回中国，再密谋行刺中国领导人，看来两位从无作这打算吧！
我对中国的判断不同，中国在民主与人权虽仍未达至西方水平，在维稳大前题下也做了些引来世界批评的人权事件，当今中国还有好些令人痛心的缺失，但我仍相信将来仍必可改进的。这须从历史处境来了解中国现状，比较三十年前中国的贫穷落后，三十年后已能迅速改进，只要继续改革，我深信人权与民主的困难必可以在将来解决。因我在香港成长，亲身经过同样的处境，如腐败、贫富悬殊、公权滥用及冤假错案等，后来都逐步解决。读西方历史，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和中国今日社会情况都差不多，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穷人与黑人乏人权，民主未发展完善，但发展下去，经数十年后就解决。中国目前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客观监督和改善自身的体制及具独立性的司法系统，就可完善自己。
关键是政府抱开放改革之心，愿聆听不同意见，不断在民意要求下改进，使统治有合乎理性的发展，历史上英国就是如此改进的。我花二十年投身中国，就是希望以苦口劝勉及以实践行动，帮助政府走向理性之路。
故我彻底厌弃了激进主义及为西方帮闲之路。在中国发展之中，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地做实事，在中国只能“帮忙”，不能“帮闲”。倒是美国不须人帮忙，只须一些外人去“帮闲”。但我们作为加拿大公民，也拒绝只去帮闲，故也付出一些资源去帮助贫苦者与原住民，不过规模比起中国所做的小。
我的榜样人物有两人，一是特雷莎（或译德兰）修女，一生投身到贫穷中的最穷者中服事，我们的工作远及不上她。另一是亚西西的弗朗西斯（或译芳济各），他拥抱麻疯病人，关爱鸟兽生命的尊严，他在十字军战乱时，劝十字军放下屠刀，又前去与伊斯兰教苏丹及其教长们会面，以爱化解怨恨苦毒。他们表现基督真精神，宁愿牺牲自己，去爱那些最穷困的，甚至是仇恨自己的人。
人最可怕的屠刀在自己心中，有权的会用刀镇压异己，知识分子会用语言文字的屠刀，莫须有地杀戳不同思想者。耶稣却以自己的受苦受死，去宽恕害他的人，以无条件的爱，使人放下心中的屠刀，使上帝国度及其公义在地上出现，这是真基督教。家庭教会领悟了，柴玲也领悟了，我盼望余杰也能放下心中之刀，为中国人民做实事，不要自居中国人民代表，但又毫无真实关怀。
10.1999年，笔名“老侠”的刘晓波和作家王朔出版《美人赠我蒙汗药》，批判余杰说：“我佩服他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余杰回应即臭骂王朔，却讨好刘晓波，还出书歌颂。但他忘了刘晓波说过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余杰对中国、对很多同代的人，有善意及以爱化恨之心吗？放下心中的屠刀，不随意论断人，不自视为审判官，却先宽恕人，就能放下心中屠刀，进入更高境界。同为民运背景的柴玲，敢于讲宽恕，及由民运转成传道者的张伯笠和远志明，都公开说以爱化解恨。这种生命所达的体会远为深为高，是值得敬佩的基督徒。
论消极恐怖主义
有关消极恐怖主义的观点，来自我对西藏处境的基本研究。西藏有深具美学和哲理的宗教文化，我曾为文称之为彩虹文化，与汉文化是彼此欣赏和尊重的，西藏从元代归入中国版图以来，两民族相处大部份时间都是和好。直至近代英国夺取印度，希望控制西藏以挡俄国南下，故推动西藏独立，形成某些藏人亲英，制造了地方与中央的冲突。民国时期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常有磨合，但蒋介石先后派黄慕松和吴宗信入藏，已确定西藏是中国一部份。1950年解放军与英训练的藏军发生昌都之战，之后和平解放西藏。1959年产生暴乱，达赖逃亡印度。文革时西藏宗教文化受破坏，改革后中国一度与达赖协商，但达赖获诺贝尔奖后在西方不断游说，以政治手段攻击中国，与中国又对立起来。这对立使大家越不信任，藏独运动不断用不同方式胁迫中国，后果引至中国对藏控制更严。
我曾提议中国对藏文化应有更多欣赏尊重，对藏民应更多宽容，可惜海外藏独却不断推动新的对立，最高峰是冲击中国奥运会及组织自焚的行动，若个人因被迫害而自焚，确是惨烈，值得同情。但若用政治及宗教意识形态去劝人利用自焚达政治目标，就与恐怖主义的自杀炸弹同一性质。
有关消极恐怖主义的推论原则如下：
1.在非战乱区，任何通过杀人方式来要挟，要求达至政治目的之有组织行动，均是恐怖主义。根据Bruce Hoffman的分析，有五特征：1.有政治动机，2.用暴力来达至威胁，3.希望达至广阔的心理回响，4.有组织及指挥系统，5.由潜在的族裔或非国家实体所做。（Inside terrorism，2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41.）自焚运动全具有这5特征。年青人加入恐怖主义，是被一些激进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和煽动，如波士顿爆炸案，凶手绝不是因受压迫或坚持清白而抗争，却是在激进思想影响下，以杀人到自己被打死为自命英雄的方式。中东很多年青人献身恐怖主义，事先都拍下录像，说明是因美国及西方压迫其民族和宗教，故要牺牲自己及杀一些人来打击邪恶。他们亦因这行动而被视为英雄。其实真正的邪恶是鼓动其行动的政治势力，及视其为英雄的恐怖主义支持者。
2.藏独运动自始就是一有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政治行动。在2008年发动西藏暴动，据英国《卫报》3月15日报道，拉萨的外国游客目击骚乱中的藏族人士用石头和藏刀袭击当地的汉人和回人等不包括外国人的非藏族人士。《每日电讯报》3月19日报道，两在拉萨的西方游客亲眼看到至少七八位汉族平民遭到藏族暴徒的暴力攻击；有一位平民被打死；并看到成箱的石块被提供给施暴暴徒，这都是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藏独人士却电外国传媒说是中国政府屠杀到满街尸体，成为西方传媒头条新闻，引发西方人攻击奥运圣火，并以政要抵制奥运，迫中国邀达赖出席奥运。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手法以达政治要求，而事实并无中国大举屠杀的确定证据。
3.藏独借奥运时期羞辱中国的政治行动最后失败，2008年中国奥运会空前成功。2009年开始，西藏自焚事件在同一时段内多处同时或接近时间发生，明确不是某一两个人受“迫害”的问题，却是一互相呼应的政治行动。后面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激进思想，鼓励藏年青人自焚，本质上是以牺牲年青人的生命，来迫中国对藏问题让步。这是推动以杀自己方式来达至政治目的，当这成为一种连结各地发生的政治运动时，已不再是个人被迫害的行动（如老舍自杀或中小学商人抗议地方官收地而自焚），我称之为消极的恐怖主义。积极的恐怖主义欺骗年青人以自杀炸弹杀很多无辜的人，来作政治要挟。消极恐怖主义同样欺骗年青人，以自焚来要挟，性质是一样的。自焚不单杀自己，也伤害自己家人朋友，在公众地方自焚更伤害看见的人，且煽动仇恨对抗。杀自己也是杀人罪，鼓励自焚的政治力量，包括那些为外国政治势力帮闲的所谓评论员和激进文人，都是罪大恶极的杀人帮凶。
4.保护生命是最高原则，任何宗教都爱惜生命，不会鼓励人自杀，藏传佛教最高是领悟大日如来的宇宙性大慈悲，绝对应禁止自杀，而达赖竟没有劝阻，却反而借此向外国作政治游说，海外藏独领袖宣称自杀是为了利他，是高僧的护教表现，这与激进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观点，认为为了保卫伊斯兰教而可自杀和杀人，且可直上天堂，本质上已是一致，分别只是积极杀人与消极自杀之别。用宗教理由叫他人自杀是不道德的，我全力反对这种用激进思想去劝人自杀的政治做法，故称之为恐怖主义，以阻止年青人被政客所骗。反而那些视自焚者为英雄或高僧的观点，是鼓吹杀人的、冷血而毫无人性者。他们说得自焚如此伟大，为何自己不去自焚，以达高境界？
4.六十年来，中国基督教也受过不少迫逼，但基督徒没有发起连结各地的抗争，反而有五大家庭教会系统（达数千万人），在2012年宣布饶恕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也祝福中国这是以无条件的爱去化解仇恨。其中家庭教会在香港的联络人，提供多个录像让我了解，其一是基督徒领袖韩姐在武汉聚会中痛哭地宣布奉耶稣基督之名饶恕中国政府过去一切，其录像甚为感人，这是真正有生命的家庭教会基督徒表现。
至此了然，余杰在西方不断以家庭教会代言人形象出现，原来并不可靠，家庭教会的行动和言论正与其相反。这五大系统的家庭教会在海外的联系人在2012年我成为政协海外代表后，开始与我交通，表示在共同参与的祈祷会中，已观察我很久，明白我是真信仰者，也曾上书解释家庭教会的真相。故希望我将家庭教会最新的发展告诉政府，以免大家有误解。亦告诉我家庭教会在2010年后在国内亲身体会的，与海外有些人宣传的迫害论不一致。又有家庭教会人士在海外留学，一致告诉我余杰并无任何国内教会代表性。家庭教会希望与政府和好与得合法地位，用爱与恕对中国政府，而就我所知，中国政府也善意回应，正寻求调整政策以解决问题。若果基督徒也到处自焚，不但摧残生命，得罪创造生命的上帝，且令政教关系更对立冲突，使家庭教会更难正常化。
6.我主张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一部份，其精神价值极高，应与中华其他文化价值共融，中国主流文化应了解、尊重与欣赏西藏民族文化。我在政协提案中主张中国在政策上需用“宽和共融”原则处理少数民族，并建立一“民族文化和谐辨公室”，培养一批了解少数民族与宗教精神的官员，以宽和态度专门处理宗教引起的问题。但也须西藏人也以“宽和共融”态度响应，若海外藏独天天鼓励自焚，达赖虽口头说不搞藏独，实质在与藏独暗通，又不断向外国政要游说去打压中国，那就必形成更大矛盾，不单改变不了藏人处境，反使多人受苦。
7.只有用真诚的爱与恕，才能从善意解决复杂的政治、宗教与民族的纠缠问题。任何主张流血杀人的方式，都带来可怕的后果。温和改革远胜于残杀生命的斗争，和平对话远胜于仇恨冲突。我反对推动自焚的抗争方式，立场是反对政客利用宗教，鼓吹自杀，夺去信奉者的生命以达政治目的。这完全基于良知及我对上帝的了解。中国在西藏本已控制大局，自焚不能伤其分毫，只让生命无辜失去而已。
有关消极恐怖主义的理据，已交待清楚，我的逻辑是，第一原则须爱护藏民的生命，故要揭破幕后操纵者的丑恶，当年青人明白这是恐怖主义者的利用，就不会轻视自己生命，同时政府应更多爱护与尊重西藏的族裔与文化。
而刘淇昆和余杰之所以歌颂自焚，其逻辑的第一前提是中共乃一暴政，自焚证明中共残暴，自焚者是抗暴英雄，最好更多人自焚，去证明中共残暴。他们绝不珍借这些人的生命，也不了解其家人的苦，不外为了政治上打击中共，故参与煽动藏民自杀。容许我讲句批判的话，成为西方帮闲份子已够无聊，且更成为劝人自杀的帮凶，可以说是丧尽天良，毫无人性。
稍研究余杰，从前他在中国内不断批判，确是有勇气，不论同意不同意其观点，都令人尊敬，但跑到美国却不敢批判美国，就完全失去了道德高地。如今更发觉他为了打击他人，创造很多伪妄假话，原来是如此缺乏诚信。我不明白他既信了基督，为何心中仍充满愤恨，为何不读好圣经，反而为了攻击人而伪作经文。
余杰的思维逻辑十分简单，就是认为中国是残暴坏政权，凡与中国政府交往的人，都是支持暴政的坏人，与屠夫握手，都是为了利益而放弃公义，只有唾骂中国的才是义人。其实根据这逻辑，美国及西方所有民主国家的总统、总理和政要，都与中国政府交往，都是不义的了？其他所有与中国交往的工商人士、学者、艺术家，文化人、救灾者、关怀贫苦者，都会与不同层次及部门的中国官员见面、握手、甚至吃饭，都是与屠夫共处，此外，很多寻求在体制内改革的知识分子，无不与官员交往甚至成为官员，这千千万万人难道都应归入坏人范畴？只有骂中国才是义人？这观点是可怜又可笑。
论耶稣基督对教条与仇恨的颠覆
耶稣基督曾指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是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他自己也没有政治抗争，却甘心上十字架承受极刑，以取代人的苦与罪，他在人未认罪悔改之前，已先宽恕和接纳了人，这大爱是为罪人死，甚至为害他的人受苦受死。正因这爱的行动，千万人才会悔改。上帝宣布宽恕后，人仍不接受，才在末日以公义裁判，公义裁判是由上帝决定和执行，不是人可滥用上帝之名去论断，更不可假上帝公义之名去审判他人，甚至发动战争，侵略那些被视为不义的国家，只有在被侵略时才可抵抗。这是基督教的公义慈爱关系。待人认罪悔改而后才讲宽恕，那是世俗的教条而已。正因如此，柴玲的宽恕是符合基督教的。
耶稣基督是一颠覆者，先是颠覆宗教教条主义者，包括祭司、文士及法利赛人的虚伪，次是亲罗马的保守派撒都该人，三是激进派的奋锐党，四是退隐的爱色尼派。对保守者，他解构教条性的律法，以生命比教条重要，他洁净圣殿，反对把宗教商业化，他说明上帝不是统治者，却是仁爱的父亲，而救世主是人的仆人，不是征服者。
他也反对激进的政治行动，反而以爱化解恨，反对随意论断人，也反对报复，要求被暴力对待时把另一边脸被人打，且要爱仇敌，在被钉死时仍宽恕害他的人。他没有像退隐者或宗教与政治高位者，自命高人一等，却爱穷人、跛子、盲人、乞丐、妓女、贪官（税吏）、痳疯病人，视他们是朋友，有同等的尊严。
耶稣颠覆保守与激进两面的政治观，他建立新的价值，天国是将扭曲颠倒的世界扶正的真实宇宙，是无条件的仁爱世界。但要像孩子一样单纯和清心才能进入天国，天国子民是无条件爱人者，基督通过受苦牺牲，除去人的罪，再死而复活，使天国在这一刻呈现在有信心的人中间，并表明未来最美善的种子和胚胎已在这群人中间开始。
或许余杰也希望成为伟大的颠覆者，但若只投靠世界最强大政、经、军权的美国，靠其资助去生活，只敢批判较弱的中国，没有斯诺登孤身抗强权的勇气，这就沦为西方的帮闲文人了。我期望他学效耶稣，以爱颠覆恨，以宽恕颠覆愤怒，也道成肉身，回国去关怀弱势者，更要批判目前国际最庞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减少美国对世界各国的监控和操纵，则余杰仍是可敬佩的。
最后，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5:11-12）对于他人的辱骂、逼迫、毁谤，要看骂的是什么人，如果是品格高尚、道德美善的人，我会深切反省与悔改，若骂人者是无诚信的，无基本人格的，又充满谎言、充满偏见的人，或连名字都不敢公开的网上暴民，那就使我欢喜快乐，视为极大福气，说声谢谢，因你每捏造坏话毁谤一次，都增添上帝赐我的祝福。我选择的道路很明确，只听上帝使命，从不理人间的权势或语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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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余杰
在海外华人基督教界，梁燕城多少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士。他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香港，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加拿大维真神学院，并在加拿大创立“中国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中文学术文化季刊《文化中国》。在海外及中国国内的若干神学、哲学的学术研讨会及教会的布道会上，常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二零一二年三月，作为中国“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的梁燕城在北京出席被中国民众称为“花瓶盛会”的政协会议。当时，藏人自焚前赴后继，震惊国际社会。梁燕城在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藏人自焚是“消极恐怖主义”。这一言论被中共媒体当作“海外华人的代表性看法”而大范围地报道和转载。这种扭曲事实、罔顾公义的言论，堪称梁燕城迄今为止献给中共政权的一张最大号的“投名状”。
背叛信仰诚可悲，卖身为奴不自知
日前，梁燕城出席在温哥华召开的“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展望”研讨会，时事评论员刘淇昆就有关言论当场质问说：“梁先生可能注意到了，这一两年连续有一百多位藏人自焚，其中以青年人为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惨剧。面对人类历史上这么严重的惨剧，有一个狼心狗肺的人，污蔑藏人自焚是‘间接的恐怖主义’。我想请梁先生评论一下这个狼心狗肺的言论。”
梁燕城回应时，再次强调了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的说法：“我看你说狼心狗肺大概是指我了。因为我提过西藏的自焚是一种消极的恐怖主义。我曾经指出，自焚是不好的事情，宗教不容许自焚。我说是消极恐怖主义，就是不是杀其他人，是杀自己，是要达到政治目的。我的意见是说这样子达不到目的。”
记者事后采访刘淇昆，刘淇昆分析认为，梁燕城的说法完全不通：“消极的恐怖主义，从词义上讲不通。恐怖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加上消极的形容词，变成‘消极的极端行为’，根本是不通。自焚是自杀的一种形式，是最惨烈，最痛苦的自杀，它一丝一毫都不伤害别人，怎么扯得上是恐怖主义呢。梁燕城的本意其实想说，藏人自焚是间接的恐怖主义，或者是变相的恐怖主义，这种言论不但说明他毫无心肝，而且说明他水平的低下。”
刘淇昆说，就连中共的宣传机器也不敢渲染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它需要有人为他粉饰遮羞，对藏人倒打一耙，而这样的言论最好是来自海外。于是，“梁燕城这种狼心狗肺的言论就应运而生了，梁燕城是海外华侨，披着基督教牧师的外衣，又被捧为藏学家。他的这种丧心病狂的污蔑正是中共需要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广泛宣传梁燕城的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的谬论，借以欺骗蒙蔽广大民众。”
刘淇昆把梁燕城看简单了，学富五车的梁燕城，水平并不低下。梁燕城之所以拿出“消极恐怖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来，决非一时失言，也不是文理不通，而是精心设计、通盘算计的结果。梁燕城当然不会奢望良知尚存的人们认同他的看法，他在意的只是中南海对此一帮闲言行的评估。在揣摩掌权者的心思意念这方面，梁燕城这位曾修习佛教、自称开过“天眼”的学者，确实有一般人不具备的“第二视力”。
不过，这并不是梁燕城第一次为北京背书。此前，梁燕城多次在香港媒体的专栏中辱骂李柱銘“羞辱中國”，嘲笑陳巧文才是“跳樑小丑”，攻击黃毓民“心灵残缺”。凡是中共不喜欢的民主派人士，都是其眼中钉、肉中刺。作为海外华人基督教界的“代表人物”，梁燕城多次为中共的宗教政策辩护，无视中国家庭教会受到严重打压的事实。圣经中说，基督徒当“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梁燕城却置圣经教导于不顾，选择了一条博取荣华富贵的终南捷径——“与刽子手同拿刀，与淫乐者同淫乐”。
对此，有一位中国的传道人愤怒地指责说：“我曾听过梁大牧师的传道，对他吹捧中共统治下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表示愤慨，我问他：你在传道时是不是有官方的人陪同？他说有，是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我又问：你有接触国内的自由基督教会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么，你一不能自由传道，二又没有接触占全国基督徒三分之二的信徒，你有什么根据说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呢？他无语了。”
梁燕城曾在文章中自诩“我一向都是單槍匹馬，笑傲江湖，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從不屬建制派中人，對中國亦是不卑不亢地對話，從沒有組織自己的支持群眾，去建立勢力”。一个早已被中共收入囊中的奴才，居然标榜“独立”和“不卑不亢”，自欺欺人，无过于此。如果说政协委员还不是“建制派”，那么何谓“建制派”？
二零零七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使者协会”差传大会上，梁燕城亦是讲员之一，我与他简单交谈过几句。听说我是四川人，他便得意洋洋地炫耀说，他被四川大学邀请去办一个宗教研究所，有数百万研究经费，还得到一套宽敞的房子。当时，我心里就想，难道你就值这么一点钱吗？
在维基百科关于梁燕城的条目之下，有如此介绍：“自一九九七年开始，他先後被聘為中國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黃山文化書院客座教授及《尋根》雜誌通訊編委；被委任為加拿大國家團結委員、復旦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蘭州大學和山東大學客座教授。”头衔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海外特邀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可以享受尊荣的副部级待遇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慷慨激昂的梁燕城，会料到如今自己居然与屠夫一起欢宴吗？
当年的梁燕城如何评论“六四”？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身在香港的梁燕城愤怒地撰文谴责中共之暴行，宣布移民加拿大，与中共誓不两立。我在一本由中国信徒布道会、中国福音会联合出版的文集《基督教与近代民主发展》中，查到了梁燕城撰寫的文章。
这本由邱清萍、傅邦宁合编的文集中，收入了梁燕城的两篇论文，可见当时梁燕城在海外华人基督教界是畅谈民主自由、斥责专制独裁的先锋人物。梁燕城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有一个屠杀的传统：“由于中国君主自我无限化，‘六四’屠杀事件便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中华民族自秦始皇起，这种‘六四’式屠杀，或是对民众的迫害，便层出不穷，只不过‘六四’事件是在全世界记者众目睽睽下进行而已。……回首中国古代的酷刑残杀以及白色恐怖，再看今天发生之事件便知道其实是过往历史的延展。由秦始皇到邓小平，仍然无大改变。这个屠杀的传统竟然成为我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而我们背负着的是历史的伤痕，是民族的苦难！”
梁燕城在文章中呼吁，中国人必须正视已经扭曲的民族文化，他试图唤醒中国人沉睡的忏悔之心：“中华民族二千年来，在暴政中受了长期的灾难，却没有一个痛心的忏悔，也没有寻求彻底改革之道。……正因为中国人的悔罪意识较弱，每当犯错便千方百计搪塞狡辩，务求不影响面子，甚至为了挽回面子而不择手段，这也是‘六四’屠杀原因之一。”
同时，梁燕城从‘六四’屠杀期间奋起反抗暴政、救死扶伤的学生和市民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北京民运学生令到中国人团结起来，他们的死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生命。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老百姓抬着公园的椅子，或用三轮车把伤者和死者送去医院。又有一些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坦克，不顾自身的安危去救人，把人类的互助帮助，互相爱护的精神表现出来。我们看见真正有人愿意为他人牺牲，流露人类的高贵品质，在地狱的黑暗里显现出了一线天国的亮光。……中国的希望是建基于中国人愿意这样牺牲，愿意团结、互助，愿意继续这样去追求真理。北京学生的死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因为他们唤醒了我们中国人。”
人们能够相信以上这些正义凛然的言论，与今日无耻之尤的“消极恐怖主义”的歪理邪说，竟然出自一人之口吗？今日之梁燕城成了昔日之梁燕城针锋相对的敌人。如果说昔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学生和市民是民族良心的代表，那么今天用惨烈的自焚来争取自由的藏人同样让人肃然起敬。否定今天的藏人，也就等于是与昔日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决裂。
梁燕城堕落的轨迹清清楚楚，梁燕城的变脸几乎跟翻书一样快。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记载下了这些文字，今天的梁燕城一定会矢口否认当年他说过这些话。对于自己亲手写下的铿锵有力、义正词严的文字，梁燕城一定后悔不已——谁能想到共产党居然起死回生、大国崛起呢？
没有悔过书，政协委员的证书岂能轻松到手。那么，梁燕城是如何在北京当局面前“忏悔”的呢？共产党一向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梁燕城“浪子回头”的“最佳表现”就是，辱骂自焚的藏人为“消极恐怖主义”。这份厚礼，北京当然笑纳之。于是，聘请梁燕城担任客座教授的大学的名单，又将增加一长串。
潘霍華与穆勒：谁是梁燕城的榜樣？
对于梁燕城的“认祖归宗”，一位曾受过其影响、将其讲座的录音带放满箱子的年轻传道人Peter Koo，写了一篇题为《從“梁燕城稱藏人自焚是消極恐佈主義”思想到“潘霍華的追隨基督”》的文章，对他曾经尊重的恩师梁燕城提出了尖锐的质问：當將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時候，不知道梁博士如何“評價”潘霍華的行動？同樣面對著政權，不知道梁博士會否將潘霍華的行動為“積極恐佈主義”？潘霍華在做什麼？他在行恐佈主義（行刺一國之君還不是恐佈主義？他不是以“殺人”的手段來達到“政治”的目的嗎）？還是他在實踐信仰？
当年，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之后，潘霍華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潘霍華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裡，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潘霍華痛陳：“對於那些在耶穌基督裡最軟弱、最無防衛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會有罪了。”
潘霍華在纳粹暴政下的处境，跟今日在中共暴政下的基督徒颇为相似。Peter Koo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不用多言，潘霍華的行動是對教會和神職人員的控訴，他所面對的，其實並不是一個恐佈政權，而是當時並沒有追隨基督，以致“不成教會”的教會。他所行的，並不是恐佈主義，而是要去喚醒那些靈裏已死的心靈。”最后，他反问说：“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我們所言所行，是否又是“恐佈主義”？當靈性已死的人成為領導教會的“神職人員”時，就真是“恐佈”了！”
对于左右逢源和中西通吃的、“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梁燕城来说，他希望用灵魂从中共那里换到什么呢？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似乎还不能满足他日渐膨胀的胃口。难道他还想当中共御用教会“三自会”的主席吗？或者是垂涎于金陵神学院院长的位置？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过是一杯越喝越渴的水，梁燕城却沉溺其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竟然是在饮鸩止渴。在梁燕城的眼中，潘霍華显然是一个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傻瓜，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是如此。梁燕城要效法的榜樣，是另外一个曾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成功的基督徒”——希特勒的御用大主教穆勒。
希特勒上台之后，计划进一步将西方社会非基督教化，并且用一种新的、更为真实的雅利安至上论取而代之。在希特勒看来，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谦虚、慈善和诚实等品质是妇人之仁，是弱者的道德，是“西方病入膏肓的信号”。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的名言，“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会站在讲坛上向老妇人布道”，他明目张胆地说，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纳粹认为，除非基督教服务于第三帝国，否则它没有存在的价值。
于是，作为希特勒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和纳粹的“思想巫师”的路德维希•穆勒，奉命将德国的教会统一成一个“积极的基督教”，一个服从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雅利安人的教会。一九三三年九月，穆勒当选为德国的“国家主教”。刚一当选，他就发布命令，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是雅利安血統，并宣称“耶稣是雅利安人的耶稣”。他还公开支持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由于担心被盟军逮捕并公开审判，穆勒在柏林自杀，追随他的主子希特勒去了。
人固有一死，潘霍華的死如明光照耀，穆勒的死却不若一只臭虫。过于聪明的梁燕城，偏偏选择后者的道路，他的舌头是敞开的坟墓，地狱的烈火正在等候着他。
2013年7月25日
原载于《纵览中国》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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